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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

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4〕8号

（ 2014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9次会议通过）

为规范执行程序中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1〕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第二条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三条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每次履行完毕之日。

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计算至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生效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其他方式变价的，计算至财产变价完成之日。

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第四条 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再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五条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给付外币的，执行时以该种外币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申请执行人主张以人民币计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以人民币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应当先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外币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后再进行计算。

外币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的，按照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起算之日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对该外币的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未公布汇率中间价的外币，按照该日境内银行人民币对该外币的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或者该外币在境内银行、国际外汇市场对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套算。

第六条 执行回转程序中，原申请执行人迟延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本解释的规定承担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第七条 本解释施行时尚未执行完毕部分的金钱债务，本解释施行前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之前的规定计算；施行后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本解释计算。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2014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问：制定《解释》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答：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完善和增强执行措施和手段，一些对被执行人有威慑力的制度和机制相继建立，限制高消费制度、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网络查控机制等成为强制执行的有力武器，有效地推动了执行工作的开展。迟延履行利息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的执行措施。该制度在促使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和补偿债权人损失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既有规定较为原则，导致各地法院理解不同、做法不一，不仅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也导致该项制度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2012年初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组织人员赴多地进行调研，起草了本解释初稿。之后，我们多次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听取了部分法官和律师的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我们数易其稿。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本解释。

问：《解释》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答：我们在制定这部解释时主要坚持了两项原则。一是法定原则。《民事诉讼法》第253条明确规定，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通过文义解释的方法，无论申请执行人是否申请，法院都应当依职权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是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迟延履行利息制度的任务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义务，从而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虽然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也不能过分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如果利息负担过重，致使债务人放弃偿债的努力，反而不利于及早实现债权。因此，本解释从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平衡了当事人的利益，以求执行措施合理得当。

问：该解释与之前的有关规定有何不同，有哪些新规定？

答：之前的有关规定散见于多个司法解释之中，没有形成体系。《解释》对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问题作较为系统的规定。《解释》全文共七条，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中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与一般债务利息的关系；二是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三是特殊情况下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如何计算。

本解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一般债务利息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关系，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截止时间、扣除期间，外币案件如何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等；重新规定和细化了起算时间、执行款项的清偿顺序等。

问：《解释》中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什么关系，如何计算？

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计算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两部分。

一般债务利息，是指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根据实体法规定（如合同法）所确定的利息。例如：一份判决确定，债务人应支付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双方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的利息。那么，在本案中，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就是一般债务利息。应当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钱给付案件都有一般债务利息，侵权损害赔偿等案件通常就没有支付一般债务利息的内容。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指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因迟延履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而应多支付的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采用单独的计算方法，与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没有关系。通俗地讲，就是两者“各算各的，互不影响”。具体而言，计算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基数、起止时间、利率等计算；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根据本解释规定的方法计算。

问：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如何确定？

答：《解释》规定，基数不包含迟延履行期间开始前的一般债务利息。因为，在多数有一般债务利息的执行案件中，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已经充分保护了债权人的权益。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具有惩罚性，但惩罚应当适度，生效法律文书指定履行期间届满前的一般债务利息也作为计算基数，计算结果较高，不符合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问：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为什么以固定利率计算，为什么利率标准为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答：我们在制定本解释期间，恰逢我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13年7月20日起，我国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3年10月25日，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后，中国人民银行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公布贷款基准利率，以引导金融机构合理确定贷款利率，并为贷款基础利率的培育和完善提供过渡期。从长远看，中国人民银行可能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而现阶段的贷款基础利率又不完善，我们认为较为妥当的方法就是使用固定利率。而从国外立法看，有的国家计算判决之债的利息采用的也是固定利率。

本解释采用的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率是以近十年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换算成日利率得出的。该利率换算成年利率为6.39%，现行人民币三至五年（含五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为6.40%，二者基本一致。

问：该解释不再以2倍的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结果会不会比根据之前规定计算的利息少？这样能否体现惩罚性？对债权人的权益是否有影响？

答：之前的规定，以2倍的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而本解释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利率标准基本与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相同，单从利率的倍数上看是降低了标准。但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多少不仅与利率标准有关，而且与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构成内容有关。实际上，根据本解释的方法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并不一定比之前规定的少，相当一部分案件的结果反而会高。

首先，在有给付一般债务利息内容的案件中，之前的规定较为原则，没有明确一般债务利息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关系，处理两者关系，成为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相当一部分执行案件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要么根据两者“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要么以2倍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代替一般债务利息。而《解释》明确了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具有独立性，该利息不影响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债权人最终取得的利息，除了一般债务利息，还有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这样就比之前规定的方法计算的利息多。而在没有一般债务利息内容的执行案件中，按照《解释》计算的结果确实没有之前规定的高。但是，《解释》适用的利率标准远高于存款利率，与贷款基准利率基本一致，能够体现对被执行人的惩罚，也能够适当补偿债权人的利息损失。

其次，《解释》确定的利率标准，充分考虑了《解释》的制定背景和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在整个执行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之前的规定在制定时，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威慑机制，执行手段有限，迟延履行利息制度的相关规定，就只能通过提高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形成压力来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而制定《解释》时，我们的执行制度和机制已经大大丰富完善，执行措施更有力度，网络查控机制、限制高消费制度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等成为执行工作的有力武器。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将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对被执行人的惩罚控制在适当范围，着眼于通过各项措施的综合作用，促使被执行人及时履行义务。

最后，本解释对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规定更明确具体，减少了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这本身就是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

问：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具体如何计算，能否举例说明？

答：好的。我简单举两个例子说明。

例一：2015年6月30日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债务人应在三日内支付债权人借款本金10000元；支付自2015年1月1日始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以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债务人迟延履行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务人于2015年9月1日清偿所有债务。

在这个案例中，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借款本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率×迟延履行期间的实际天数+借款本金×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的实际天数（405元=10000×0.05%×60+10000×0.0175%×60）；迟延履行期间开始前的一般债务利息=借款本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率×迟延履行期间开始前的实际天数（915元=10000×0.05%×183）。债务人应当支付的金钱债务为11320元 (11320元=10000元+405元+915元)。

例二：2015年6月30日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债务人应在三日内支付债权人侵权损害赔偿10000元；债务人迟延履行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在2015年9月1日清偿所有债务。

在本案中，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损害赔偿数额×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的实际天数（105元=10000×0.0175%×60）。债务人应当支付的金钱债务为10105元（10105元=10000元+105元）。

上述两个例子可以作为实践中计算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参考。

问：该解释确定了金钱债务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清偿顺序，为什么规定这样的清偿顺序？

答：本解释规定的被执行人财产不能清偿债务，既指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情形，也指被执行人的财产在参与分配程序中不能清偿多份债务时的情形。

对于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情形，我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2〕规定了并还原则。《解释》规定的是先本后息原则。这是因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与一般债务利息不同，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只是一项执行措施，相比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较为次要。所以，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应当后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受偿。

参与分配程序中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清偿顺序也应当根据本解释确定。

特别说明的是，《解释》规定的清偿顺序，仅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与其他金钱债务的清偿顺序。如，一件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法院执行的金钱债务有本金、一般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四部分。根据《解释》的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应当最后清偿，而本金、一般债务利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三部分则可以参照我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3〕的有关规定确定顺序清偿。

当然，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应当根据约定的顺序清偿。

问：在金钱给付案件中，有一部分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给付外币的案件，这类案件如何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答：这部分案件也应当根据本解释一般规定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但外币案件有其特殊性，需要解决以何种货币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以及汇率风险由谁承担两个特殊问题。对这两个问题，《解释》本着对债权人有利的原则进行了规定。本解释规定原则上应当以外币计算，但债权人选择以人民币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如此规定，就是让被执行人承担汇率风险。

问：《解释》与之前的规定相比变动较大，二者如何衔接？

答：为防止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出现混乱，保证现行解释与既往规定有效衔接，根据《解释》的规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并不是全案都适用本解释，《解释》施行时已经执行完毕部分的金钱债务不再根据《解释》重新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而尚未履行完毕部分金钱债务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分两段计算，即《解释》施行前的这一段根据之前的规定计算，《解释》施行后的这一段依照本解释计算。

无权处分合同到底是效力待定还是完全有效

　最高院发布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众媒体均用“重磅”来形容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规定》对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款关系、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民刑交叉的处理规则、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分担、虚假诉讼的司法判断标准、利息的保护范围等一系列与民间借贷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规则和裁判依据，但其最为重磅的部分在于，首次在司法解释层面对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给予了肯定。相信随着《规定》的实施，企业之间拆借行为在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乱象格局将得以规制，其对社会经济稳定、司法统一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规定》实施之前司法机关对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认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企业间借贷的行为均给予全盘否定。这些明确对企业间借贷予以否定的规定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

《贷款通则》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对拟上市公司变相借贷融资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等

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奚晓明在《商事审判中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下称“《讲话》”)中首次对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给予肯定，认为：“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这一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司法机关对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后的判决中，对符合要求的企业间借贷均认定有效。当然，这种认定并非毫无底线地对所有企业间借贷行为一概予以认可，《讲话》对“有效”的判断标准包括：

为生产经营所需

出借方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

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规定》出台之前的司法乱象

在《讲话》出台之前，虽然企业间借贷被一律认定无效，但缺乏高位阶的法律依据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尽管《讲话》的出台让企业间借贷看到了曙光，但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间借贷的法律定性，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实践的乱象。

1. 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讲话》出台之前，虽然有诸多法规、规章、批复否定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但在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却没有任何否定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规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这一规定通常被法院用以作为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法律依据。然而，这项原则不可滥用、合同效力不可随意否定渐成共识，特别是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颁布，其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无疑对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进一步予以限制。

其直接结果是绝大多数判决被迫以“违反金融法规”为由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尽管如此，判决中却无法指出当事人到底违反了哪项金融法规的哪条规定，更不敢提及其这项所谓金融法规的法律位阶，以及这项金融法规中的相关规定究竟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结果无疑令当事人难以信服。

2. 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企业间借贷亦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现行有效的《批复》存在矛盾

在《讲话》出台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及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将《讲话》中的精神转化为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所给出的理由，以间接适用《讲话》的精神作为裁判依据来肯定企业间借贷的效力。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些尴尬，但却完全符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然而，其所存在的问题是，法官在“本院认为”部分的说理却和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中关于“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的精神相悖。

3. 法院系统内部对企业间借贷的效力认定不统一

《讲话》出台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判断有了质变，但基于《讲话》只是一种指导性意见，并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这一原因，地方人民法院并不一定“照单全收”。包括北京在内的部分地方法院对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判断与最高人民法院保持一致，但也有包括上海在内的部分地方法院仍然坚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作为裁判依据。

这一乱象直接导致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当事人要被迫将“受案法院所在地区是否对《讲话》买账”作为判断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是否能够获得法院认可的考量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

为避免法律风险，企业通过各种“合法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的实质，造成了商业上的乱象丛生

虽然司法机关长期以来一贯保持着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态度，但企业间借贷在市场上的需求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长，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实现资金融通的同时规避法律风险的目的，最终催生出一系列商业交易上的“怪胎”。这些“怪胎”包括：

1. 名为联营，实为借贷

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阶段的产物，为遏制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直接将其定性为“无效”。

2. 名为出资，实为借贷

这一模式的手法与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相似，也是通过约定固定收益的方式进行合作，只不过方式变为股权投资，交易完成后资金出借方退出入股的公司。

3. 名为买卖，实为借贷

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出借人扮演买方，借款人扮演卖方，出借人将“货款”一次性支付给借款人，借款人到期不供货，随后按《买卖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并最终退还全部“货款”。出借人通过回收“货款”的方式收回本金，通过收取“违约金”的方式获取利息收益。

这一交易模式逐渐发展，最终升级为更“高端”的托盘交易模式，通过多家企业进行连环买卖的方式使之更为隐蔽。

除上述列举的模式外，还有一些更为隐蔽的模式发挥着“掩盖企业间借贷”的作用。这些被迫采用的交易模式在实践中不一定能够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使人民法院对这些交易的法律定性和判断愈发困难，且难以统一。

《规定》的出台将在很大程度上规制司法实践和商业实践中存在的上述乱象

随着《规定》的出台，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效有了司法解释层面的判断标准和法律依据，这使得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以直接引用司法解释的规定，避免了“无法可依”、“靠精神支撑”的尴尬。

另一方面，《规定》与《讲话》不同，后者只是一项指导性精神，但前者是一项人民法院裁判时必须遵守的准则，从此以后“受案法院所在地对《讲话》是否买账”不再是诉讼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司法裁判将得以全面统一。

《规定》对企业间借贷给予原则上肯定，特殊情况下否定的态度，这就决定了正常企业间借贷行为无需再绞尽脑汁寻找外衣进行掩盖，与之相对应的商业“怪胎”将因缺乏市场需求而得到根本遏制。

因此，无论在司法实践角度还是在商业实践角度，《规定》的出台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

《规定》并未对企业间借贷予以无限纵容

虽然《规定》对企业间借贷松了绑，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资金融通。企业间借贷仍然需要受《合同法》的规制，触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借贷行为仍将被认定无效。

此外，《规定》第十四条列举了应当认定无效的企业间借贷情形，具体包括：

1.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2. 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3. 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4.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5. 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其中，第1、第2项与《讲话》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要求“出借人以自有资金出借方为有效”的裁判规则类似。但区别在于两项规定对这一裁判规则进行了限制，具体而言：

《规定》第十四条第1项之规定，实际上并未否定出借人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的法律效力，而是规定在同时满足两项条件的情况下，该等借贷行为方为无效，即“高利转贷 + 借款人知情”。否则，即使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出借他人也应认定有效。

《规定》第十四条第2项之规定，实际上也并未否定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出借的法律效力，而是规定在同时满足两项条件的情况下，该等借贷行为方为无效，即“转贷牟利 + 借款人知情”。

此外，出借资金用于非法目的、违背公序良俗等情形也将被依法认定无效。

《规定》对企业间借贷的松绑有待进一步检验

诚然，《规定》的出台无论对司法实践还是商业实践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实施后的效果如何，尚需进一步检验。

在笔者看来，至少需要重点关注两个问题：

1. 《讲话》中“出借方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要求在《规定》中未予以保留是否合理

《讲话》中关于“出借方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要求在《规定》中未予以列明。在此情况下，若某企业以出借资金为常业或主业，是否所有与之相关的企业间借贷都应被认定有效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换言之，如若某企业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并最终演变成一家“银行”，是否在法律上仍应予以肯定或默许。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规定》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反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若大量此类“银行”出现在市场之中，正常的经济秩序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仍有待实践去检验。

2. 对企业以“非自有资金”出借的行为，《规定》以认定有效为原则，以较为主观且苛刻的情形为例外是否合理

《规定》第十四条第(一)、第(二)项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以“非自有资金”出借行为的法律效力。其最终将导致以下四种情形依法应当被认定有效：

出借人套用金融机构资金出借，借款人对此知情，出借人并未获取超高利益;

出借人套用金融机构资金出借，并获取超高利益，出借人对此不知情;

出借人利用其他企业出借的资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进行出借，借款人对此知情，出借人并未因此牟利;

出借人利用其他企业出借的资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进行出借，出借人因此获利，借款人对此不知情。

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导致不具备相应资信的企业可以通过其他企业获取金融机构资金，也可以使具有相应资信的企业通过转贷金融机构资金获取合理利益。此外，其他企业出借的资金、本单位职工集资的资金也可以用以出借，甚至可以牟利。这样“宽松的政策”是否会对金融机构、其他企业、本单位职工的资金安全构成威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规定》第十四条第(一)、第(二)项中有关“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主观要件是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必要要件，在缺少该要件的情况下，即使企业高利转贷或将第三方提供的资金转贷牟利，借贷行为仍然有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主观的要件是否能够有效控制“非自有资金”出借所伴随的法律风险，也有待实践给出答案。

总之 ，《规定》的出台对企业间借贷进行松绑，满足了经济高速发展环境下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的合理需求，并对企业间借贷有效性的判断在司法解释层面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无疑应当予以肯定。然而，另一方面，《规定》对“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及“非自有资金出借”两项可能影响经济稳定的潜在隐患未予以严格限制，特别是对套取金融机构资金出借的行为在特定情形下也会予以肯定，这些潜在问题在实践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规定》第十四条为控制“非自有资金”出借所设定的条件是否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预期的作用，也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对此，我们将持续予以关注。

合同法第51条和第三条的规定并不矛盾，无权处分所形成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是否有效要取决于是否有追认或者是否在事后取得了处分权。

而第三条的规定指的是“仅仅”以缔约时没有处分权而提出合同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关键点是“缔约时”这个时间点，若对方在缔约后取得了法律规定的“”追认或处分权那么合同是有效的。

1、合同效力待定，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因存在不足以认定合同无效的瑕疵，致使合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合同效力暂不确定，由有追认权的当事人进行补正或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进行撤销，再视具体情况确定合同是否有效。处于此阶段中的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

2、合同效力待定，意味着合同效力既不是有效，也不是无效，而是处于不确定状态。设立这一不确定状态，目的是使当事人有机会补正能够补正的瑕疵，使原本不能生效的合同尽快生效，以实践合同法尽量成就交易、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

当然，从加速社会财富流转、促使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尽快确定和稳定的原则出发，合同效力待定的时间不可能很长，效力待定也不可能是合同效力的最后状态。

3、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两个特例：

（1）无权处分人订立的买卖合同有效。

（2）无权处分人擅自出租他人之物的合同有效（房屋的非法转租效力待定）。

扩展资料

合同特点：

1、行为人实施了法律上的处分行为。

2、行为人没有法律上的处分权而处分了他人财产。

3、因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使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合同。

4、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处分行为。

无权处分合同是指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它与无因管理、无权代理、善意取得等行为有区别。

无权处分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现行合同法对无权处分合同的规定不尽完善，如没有规定权利人追认的方式、期限、溯及力等等，亟待予以修改或做出司法解释。

百度百科-无权处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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