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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与其异趣的是袁枚、郑燮等桐城之外的散文。
桐城派先驱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安徽桐城人。主张为文以“精、气、神”为主，“言有物”为“立言之道”(《答赵少宰书》)，提倡“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己卯行书小题序》)他铺石开路，为桐城派理论的发轫。
奠基者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他树起“义法”说的大旗。“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方苞取来论文，“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合起来说是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分开来说，“义”指文章的内容，“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答申谦居书》)，以儒家经典为宗旨，而他自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故具有明显的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法”指文章的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两者关系是义决定法，而法则体现义。他讲文章作法，或侧重于“虚实详略之权度”，或追求“首尾开合，顺逆断续”之“脉络”，或提倡用语“体要”和简洁，偏重文法，但他认为“义”即在其中，这是“法以义起而不可易者”。(《史记评语》)他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其语：“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显然适应清统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并给古文建立更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由于与制举之文相通，有利于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和欢迎，“义法”说也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方苞的古文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桐城派风气。读史札记和杂说，如《汉文帝论》、《辕马说》等简洁严整，无枝蔓芜杂之病。游记如《游雁荡记》，赠序如《送刘函三序》，碑铭如《先母行略》、《兄百川墓志铭》、《田间先生墓表》等，详略有致，具有法随义变的特点。《狱中杂记》以其亲身经历，揭露狱中种种奸弊、秽污、酷虐，事繁而细，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最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描绘左光斗形象，笔简语洁，史可法入狱相会一段，凛然正气，尤为感人：
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毗，目光如炬，怒目：“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
刘大櫆(1698～1779)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他对“义法”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是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说的先导。他还认识到“行文自另是一事”，“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从而对“行文之道”的“神”、“气”、“音节”等要素给予重视，突破“言有序”的范围。他所说的“神”、“气”是作者精神气质在文中的表现，二者比较，“神”是首要的，居于支配地位，“气”是贯穿文章的气势韵味，“神为主，气辅之”。为了使“神”、“气”易于掌握而不至于无可捉摸，又提出因声求气说，由字句以求音节，再由音节以求声气，音节是行文的关键，诵读能体会文章的“神”、“气”，这就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和方法，也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在桐城文论发展上他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文章抒发怀才不遇，指摘时弊，以“雄奇恣睢，铿锵绚烂”(吴定《刘海峰先生墓志铭》)称胜。游记文如《游晋祠记》、《游大慧寺记》、《游万柳堂记》等借景抒情，讽世刺时，近于雄肆奇诡，姚鼐评为“有奇气，实似昌黎”。(《海泊三集序》评语)《书荆轲传后》、《送姚姬传南归序》、《息争》等可看出其文章的音节之美。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充任四库馆纂修官，后辞官告归，先后主讲于江南紫阳、钟山等书院四十多年。他壮大了古文的声势，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首先，他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与学力相济，“义法”外增加考证，以求三者的统一和兼长，达到既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又写出至善极美文章的目的。其次，运用传统的阴阳刚柔说，将多种风格归纳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他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细致描绘两者鲜明的特色，提出“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协合以为体”，追求刚柔相济，避免陷入“一有一绝无”的片面和极端，接触到文学审美风格的实质问题，对后世影响甚大。最后，把文章的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八字，前四者是内在的“文之精”，处在高层次，后四者是外在的“文之粗”，层次虽低但比较具体，精寓于粗，相互依存，从学习角度，由“粗”把握“精”，待融贯其“精”后再遗弃可见的“粗”的部分，摆脱“文之粗”的束缚，匠心独运，就使古文进入最高境地，细密和完善了刘大櫆因声求气说。他还纂辑《古文辞类纂》，以13类体裁选辑七百馀篇自战国、秦汉、唐宋八大家到归有光、桐城派方苞、刘大櫆的古文，以为示范，确立古代散文发展的“正宗”文统，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影响甚广。
姚鼐的古文以韵味胜，偏于阴柔，他生活于“乾嘉盛世”，坐而论道，雍容俯仰，晚年以授徒为业，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没有方苞的遭遇，也没有刘大櫆的不平，但学习传统眼界宽，对古文艺术体会深，散文成就比桐城派其他作家要高。《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泰山道里记序》等文，虽寓考据于辞章，却文法考究，内容紥实，语言凝练简洁，刻画生动，颇有文采，如《登泰山记》，写日出一段：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游媚笔泉记》雅洁清畅而富有声色，《李斯论》笔法严谨兼婉转有序，《袁随园君墓志铭序》、《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复鲁絜非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桐城派以“义法”为基础，发展成具有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切合古代散文发展的格局，遂能形成纵贯清代文坛的蔚蔚大派。姚门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梅曾亮在姚鼐后“最为大师”，方东树继续鼓吹“义法”理论，使桐城派声势更甚，许多“文宗桐城者”并非都是桐城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为我国文学史所少见。
桐城派分支是阳湖派，代表人物恽敬(1757～1817)和张惠言均为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他们专志以治古文，但又不愿受桐城文论束缚，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以博雅放纵取胜。恽敬《游庐山记》、《游庐山后记》，张惠言《书山东河工序》、《吏难》等，比“正统”古文要恣肆不拘，富有词采。桐城派馀脉是道光末叶曾国藩领导的湘乡派和曾门弟子，声威重振，呈一时之盛，但已是回光返照的末势；到“桐城嫡派”的严复、林纾，他们翻译西方著作的业绩，未能挽救桐城派古文的颓势，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里结束了该派的历史命运。
不傍桐城门户、具有明代小品文风采的是袁枚、郑燮和沈复等。
袁枚写散文，也写骈文，议论、碑记、书序、尺牍，几无体不备。大都感情真挚，生动清新，富有个性，甚至放言无惮，敢于冲决传统观念，显示出不凡的胆识。论说文《郭巨论》、《策秀才文五道》等，立意精辟，写得气势逼人而具有雄辩的说服力量。《随园记》表达顺适自然和抒张天性的人生观，《所好轩记》揭示自己种种平凡的情欲，毫无讳饰，看似不用气力，却文气完足，富有灵性和才气。记传如《书鲁亮侪》、《厨者王小余传》等，剪裁精心，细节生动，于事中见人，鲜明突出。祭诔文最有抒情色彩，可称美文。如《祭程元衡文》、《韩甥哀词》等，尤其《祭妹文》，于琐事回忆里寄托兄妹手足深情，凄恻悲噎，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同是祭文中的名作。郑燮的家书和题跋浅白如话，趣味横生，《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谈家常琐细事，全用口语，《靳秋田索画》无拘无束，随意而谈，都让人耳目一新。沈复(1763～？)自传体笔记式散文《浮生六记》，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记叙与妻子陈芸的感情生活和悲惨遭遇，文字细腻，不假雕饰，自有一股感人魅力。陈寅恪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元白诗笺证稿》)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收集南明史料所写碑铭传记如《梨州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梅花岭记》等，还有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钱大昕《弈喻》也是优秀之作，都冲破桐城派一统天下，表现抒张人情和显现个性的努力。
朱全华的介绍
“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其中，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櫆、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桐城派的基本理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四人之外，还有、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b>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朱全华是谁，但朱德想必大家都是知道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而朱全华正是朱德的第三个孙子。1956年出生于北京，妻子是周彦、父亲是朱琦、母亲是赵力平，朱琦是朱德唯一的儿子，1916年出生，一开始在延安学习、工作，后来被安排到石家庄铁路局工作，是我国第一代火车司机，1974年去世。他和赵力平一共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
朱全华
人物经历朱全华身材非常高大，谈吐也特别温和。小时候一直待在朱德身边。13岁开始，那时候正处在“文革”时期，家里大部分人都去了农场劳动，小朱全华非常懂事，帮爷爷烧饭、浇花、干家务。他对爷爷种兰花的事是记忆犹新，据说朱德一生种的兰花超过400种，还常常把兰花送到各地，杭州、南京等地的园林机构和四川杜甫草堂，都有其赠送的兰花。还有著名的北京中山公园，大部分兰花都是朱德赠送的。“文革”时，朱德把多年收集的6000多盆兰花，全都送给了北京中山公园。
朱德一家合照
据朱全华回忆，爷爷非常喜欢兰花，而北京属于干燥气候，气温变化也很大，有一次，爷爷从南方收集了一种兰花，每天都会悉心照顾，为了不让其受冻，白天喷雾，晚上烧煤，在朱全华的记忆中，爷爷就是一个护花能手。
后来，朱全华也慢慢知道了爷爷为何如此钟爱兰花，是为了纪念牺牲的奶奶伍若兰。爷爷写过很多咏兰的诗句，有很多都是写给奶奶的，从小受到爷爷的感染，朱全华对奶奶伍若兰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众所周知，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为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直秉承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不仅如此，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1948年，朱德要求儿子朱琦到地方工作，还叮嘱他不要说是朱德的儿子，要凭借自己的本事做事。
而朱全华后来也秉持了爷爷、父亲传承的家风与品质，15岁开始从军，那年是被海军司令肖劲光带到了部队，在北海舰队部队为国家效力。后来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朱全华曾经还调侃的说道：“我现在的工作是海军装备调配，回家我经常考虑怎么为爷爷装备一些兰花，兰花已经成了爷爷生命的必备品。”
退休之后，朱全华发起并成立朱德公益基金会，并担任会长。走遍了大江南北，长期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做公益，这些年，在革命老区建希望小学，在四川建朱德小学，在江西建红军会师纪念馆，在大中小学、军校建立“朱德奖学金”等，从未停止过忙碌。
可遗憾的是，朱全华先生于2021年9月20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9月26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英雄家风代代传，回望过去，朱全华一生为国、为党、为人民，他和家人们的种种善举完美诠释并延续了新时代下朱德的红色精神。一代伟人的后代为我们传承着红色基因，更是新时代下的红色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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