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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童数千。” ——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

自从唐朝永徽二年（651年）， *** 帝国与唐朝正式通使以来， *** 商人便不惮艰辛，前往中国通商。唐代 *** 商人最初大多经陆上丝路到长安。20世纪60年代，在今西安市西窑头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3枚 *** 金币，其年代为公元702年、718年和746年。这是中阿陆上交通往来的实物证据。唐中叶以后，由于陆上丝路的河西和陇右被吐蕃势力占据，因此，海上丝路兴起，取代了陆上丝路，导致中国与 *** 世界的交通和贸易往来就由陆路转向海路。

当时，各国商贾在唐朝“除舶脚、收市、进举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政策的引领下，东南沿海等港口舟船栉比，空前繁忙，其间 *** 和波斯商人更是“汛舶汉地，直至广州”。所以广州港成为唐朝乃至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如韩愈在《送郑权尚书序》一文中说：当时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侨居在沿海商埠的 *** 和波斯商人也随之越来越多，数以千、万计。据记载，公元760年在田神功讨伐刘展时，扬州“大食、波斯胡贾死者达数千人”。苏莱曼的《东游记》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时，遇难的 *** 等国 *** 教、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等教徒和商人，总共有12万人之多。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至少说明当时居住在扬州、广州等地的波斯、 *** 商旅人数之多和中阿之间贸易之盛。

进入宋代之后，朝延对外商的政策，比唐代更为优惠，大食人来中国的更多，地区也更广。他们聚居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自立蕃坊，有犯罪者由蕃长按 *** 教规处理，官方从不过问。上述这些优越待遇，目的在于鼓励其来华经商，以发展市舶贸易和增加税收。

宋神宗时期，大食商人辛押陀罗，积资产数百万缗，被宋神宗封为怀化将军。公元1072年，他还作为勿巡国（今阿曼苏哈尔）的使者来华进献。他在广州任蕃长时，起了“开导种落，岁致梯航”的作用，并捐货卖田，大力振兴郡学。当时宋朝 *** 规定，市舶官员只要能招徕到蕃商，抽解达到五万贯，就可以补官。公元1136年，大食商人蒲罗辛就以“造船一只运载乳香授泉州市舶，计抽解价值三十万缗，委是勤劳。”也被授予“承信郎”官职。

这里的“蒲”姓，是当时蕃客的常见姓氏，追根溯源可能来自 *** 语的“阿卜杜拉”，因此蒲姓蕃客自然亦以来自 *** 各地为主。有一支蒲姓蕃客，在宋代从占城迁入广州经商，不只是一个富甲一时的巨商，而且是一个在巨商中拥有权威的蕃长”，不只是居留中国蕃商的行政领袖，并且是法律上、宗教上的领袖。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或绍定年间（1228-1233年），蒲开宗又带领族人迁到了泉州，翻开了家族历史上新的篇章。他一边继续从事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一边跑去泉州安溪当起了安溪县的主簿，这是一个类似财政局长的职务。他的生意做得相当大，这从他被宋廷授予高于“承信郎”的“承节郎”官职就可见一斑。

蕃客们的豪富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大食商人蒲押陀黎在至道元年（995年）来进贡，贡物包括一百两白龙脑，二十瓶银药，三瓮白砂糖，二十瓶蔷薇水，一座乳香山子，二段蕃锦，三段白越诺，三段驼马褥面。蒲亚里在绍兴元年（1131）时，进贡二百九十株大象牙，三十五株大犀，按当时市价计算，值五万余贯。宋代还有蕃客出钱助修城池之举，“是门之役最巨，视福全建安加壮丽焉，然福资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贾胡”。

广州怀圣寺光塔的周围是古代蕃坊旧址

这些人凭借着丰厚的财富，在宋代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广州番坊见番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沉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未尝问也。”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养鸟，朱彧在广州居住时曾买一白鹦鹉，能言蕃语。白鹦鹉既然能言蕃语，自是由蕃人所养无疑。而且蕃人养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娱乐，他们也会把养的鸟予以出售。养鸟之外，蕃客们养花的水平也是十分有名。蕃巷中所种的素馨花尤香，而且作为香料之一的龙涎，也必须是从蕃巷花中采取原料，才能够保证品质优良。

这时的蕃客在饮食与服饰上仍然保留着异族特色，譬如岳珂就提到他们不吃猪肉，并且在吃饭的时候通常只用一只手抓饭吃，另一只手则放于褥下不用。蕃客的衣着也和宋人是不同的，有着他们自己的异域特色，所谓“蕃人衣装与华异”，他们还有带耳饰的习惯，“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

但除此之外，土生蕃客已经很大程度上本地化。北宋熙宁初年开始，宋朝在广州、泉州等 *** 商人聚居地专门开设“蕃学”，其课程设置大体同府学相一致。这样就为蕃商接受汉文化教育甚至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创造了条件，使得蕃商的后代可以通过科举入仕。

蒲开宗的一个儿子蒲寿宬就是蕃客华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早年应是一个军官。刘克庄曾为蒲寿宬写下“蒲领卫诗”的题跋：“心泉蒲君示余诗百三十，古赋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椅之名，余未之识也。后君家资益落，诛茅泉上，余始为赋诗，又十年乃见君诗。”蒲寿宬在其诗序中也说：“登师姑岩，见城中大阅，恍如阵蚁，因思旧从戎吏，亦其中之一蚁，感而遂赋。“这段话也证明了他曾是一个军人。

不过，蒲寿宬虽是一个军官，却对文化兴趣浓厚，他学作诗词，与文士往来，后成为著名诗人，遗有《心泉学诗稿》。在其诗集中保有与泉州名士洪天锡、 *** 叔、丘葵、胡仲弓等人唱和的诗。他的《寄丘钓矶》一诗“高丘远望海，秋思穷渺弥。苦吟有鬼泣，直钓无人知。”水平不错，光看这首诗，无法想象他是外国人。以上泉州名士（如洪天锡曾任福建安抚使、刑部尚书）肯与其来往，应可说明他的诗歌水平。后来蒲寿成官任梅州知州，以清廉著称，“性俭约，于民一毫无所取”。

这是因为他有个有钱的兄弟所以可以“视富贵如浮云”。与蒲寿宬爱好文化的性格截然相反，蒲开宗的另一个儿子蒲寿庚却是“少豪侠无赖”，居然和市井流氓混在一起。成年后，蒲寿庚应是托父荫进入官场，而后在市舶司任职，一步一步地升迁，同时，他也在做生意。他在官场有个朋友叫董嗣杲。董嗣杲曾经在九江当榷茶官，他作了一首名为《欲附蒲海云制干舟归》的诗：“江上楼高暝树连，壮游空慨禹山川。客中问醉当秋晚，梦里怀归在燕先。水送流年遗楚恨，风吹残雪上吴颠。几番谩附鳞鸿便，不若相依买去船。”琢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可知董嗣杲多次搭蒲海云（蒲寿庚字海云）的便船，乃至有些不意思，声称还不如自己也去买艘船了。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蒲寿庚当时任“制干”一职，这应是一个市舶司的职务，他经常在长江一带乘船往来，应是做生意，所以董嗣杲可以搭其便船。同时，蒲寿庚应是长期在市舶司任职，并兼任翻译之类的职务，可以在双方贸易中上下其手，故而《藁城县志》的“董文炳传”记载“（蒲）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蒲寿庚在担任制干的五年之后，经历了一次波折。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记载一个与蒲氏有关的故事：“林乔，泉州人……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

据泉州九日山石刻，咸淳二年（1266年）的泉州市舶司使正是王茂悦。其时有个蒲姓的官商（“蒲八官人”，应为“蒲大官人”之误），因有商舶未缴税被起诉，他托泉州士人林乔为其向市舶使王茂悦游说。其后事情发生变化，王茂悦去职，“蒲八官人的漏税案可能不了了之，因此，他认为中间人林乔未能起作用，将原先借出的地皮夺回。

从这段故事的前后文意来看，“蒲舶”和“蒲八官人”应为一个人，而且就是蒲寿庚。除了他，宋末不会再有一个如此气焰嚣张的蒲姓人家。泉州市舶司是一个机构，机构内有许多官员，而蒲寿庚被称为“蒲舶”“蒲大官人”，说明他是泉州市舶司的官员，而且官职不小，否则不会被叫作“蒲舶”。当然，这一职务应当不是市舶司提举，而是一个掌握实权的官职，所以，他才能利用职权走私，当时称之为“漏舶”。宋朝十分重视市舶司的收入，对提举官的考核，就是每年能招到多少“蛮舶”，抽取多少税收。在这一背景下，“蒲大官人”仍然敢于“漏舶”，而且事后未受处分，这说明他的权力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元朝大将董文炳评价蒲寿庚曾说：“寿庚素主市舶”。“素主市舶”这四个字，应能证明他虽不是市舶司提举，却已实际上却是市舶司的实权人物。

在南宋最后三十年时间里，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由蒲寿庚所操控的，人称其“擅蕃舶利三十年”。其家族主要从事的是香料的贸易，其后代从事制作和经营香料一直世袭至今。永春五里街“蒲庆兰香室”，是有名的制香手工业和店铺，是蒲氏十三世世茂从泉州迁永春时开始经营的，至今已八九世。德化城关蒲姓“玉兰堂香室”，也是世袭至今。泉州法石是蒲寿庚的家乡，此地以种花为业，种植从 *** 引进的茉莉花和素馨花。他们还保留特殊风俗习惯，用香料和香花敬奉祖先。

以蒲寿庚为代表的蕃商带来大量的海外奇珍，使泉州成为“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渊薮”。据载，宋代从海外各国输入的物品有宝货、香料、药物、布帛、杂货等，多达四百余种，如《云麓漫钞》载：福建市舶常到诸国舶船，有“大食、嘉令、麻辣、新条、三佛齐国，则有真珠、象牙、犀角、脑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玛瑙、玳瑁、龟筒、栀子香、蔷薇水、龙涎等……”货色繁多，难以枚举。

规模庞大的海上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桐江集》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因而其“致产钜万”“家赀累巨万计”。如果当时有财富排行榜的话，泉州首富的头衔绝不会落到别人头上。南宋有个莆田人叫作刘克庄，是当时有名的词人、诗论家，见多识广，他把蒲寿庚比喻为春秋末期的巨商陶朱公。蒲寿庚的富有程度，可见一斑。

当时，蒲寿庚的宅邸在泉州城南一带，东至涂门街，西至溪亭，南至今泉州七中，北至涂山街，方圆约三百亩。三百亩换算成平方米，大概是20万平方米。20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北京故宫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也就是说，蒲家府邸大约是紫禁城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民国年间的蒲氏后人声称，“民国二十四五年（1935年左右）时，泉州南教场开做汽车站，掘出来的花盆，写丞相花园字样，我叔叔说南教场原来是我们丞相（指蒲寿庚）的花园。”新中国成立后去调查的庄为玑认为，“蒲氏的住宅中心即现在泉州总车站那边。他的府第即今南教场的总车站。”

蒲寿庚的家里，有花园、棋盘园、书轩、讲武场、厨房、祠堂等。蒲家接待贵宾之处，叫作“待礼巷”；蒲氏讲武堂所在地，叫作“讲武巷”；因为泉州被誉为“海滨邹鲁”，所以他家子弟读书的地方，叫作“东鲁巷”；甚至连他家兵营的厨房，都占了一条巷子，叫作“灶仔巷”。在蒲寿庚生活的那个年代，弈棋风盛，为了娱乐宾客，蒲寿庚在自家花园北面开辟一个棋盘园。他也是真会玩，“琢巨石为棋盘，……以美人为棋子”。32名美女分别手挚黑红棋子名牌，各就各位，听候弈棋者号令进退。至今，盘已无存，园亦改建土地祠，但地名无改。泉州义全宫附近有一小巷，叫作“三十二间巷”。据说，这就是蒲寿庚当初给32名充当棋子的女子夜宿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其他待遇现在大家无从得知，但是，当初蒲寿庚安排的宿舍，可是每个人都有一间房。

支撑如此奢侈生活的是蒲寿庚的庞大海上商业帝国。单单他的女婿佛莲（来自巴林的 *** 人），就拥有海船80艘，因死后无子嗣而家产被充公时，竟有珍珠130石。可见蒲寿庚名下的船只，自然要多得多了。据说，他名下的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为了更好地检视自己的庞大船队，蒲寿庚还在晋江出海口岸附近宝觉山（一作石头山）建瞭望楼阁以望海舶，楼下建有“一碧万顷亭”，站在楼亭前，海天尽收眼底。这就是著名的“天风海云楼”，楼名取得即是蒲寿庚的字“海云”。显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量海舶，是用不着建也建不起望海楼的。

至于他的兄弟蒲寿宬后来回到了家乡法石隐居。法石滨海靠山，宋元时代为泉州海外交通要冲。根据志书记载，“云麓在法石山左的山腰上。它是一个不大的村落。位于泉州城外的东南隅，距城约三公里余。……传说宋元之际，蒲寿宬有颇具规模的花园存此”。

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有一件事使蒲寿庚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起来，那就是他与寿宬率领船队打败了侵扰泉州的“海寇”，保住了港口的安全。闽、粤一带的海寇几与南宋一代相始终，“仅绍兴十三年到绍兴十七年短短的四年间，福建路一地每年至少有五十支以上的海盗团伙出现，平均每周就有一支海盗队伍诞生”。盗贼盘踞沿海小岛，骚扰地方，朝廷多次派军队围剿，在海上劫掠往来船舶，并上岸烧杀抢夺，甚是猖獗。但南宋“官军不习山险，多染瘴疫”，海寇势力之大甚至连官府的正规水军左翼军也无法抵挡。据《泉州府志·纪兵》记载，南宋泉州共发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而《福建通志》中记录了八起海寇犯泉事件。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袭击泉州，官兵无可奈何，南宋朝廷只得征调民船和鼓励民间武装捕盗，并以奖赏官爵的方式鼓励官民缉捕海寇。

好在蒲寿庚兄弟不仅熟悉海事，且有一支庞大船队及“家僮数千”，对付区区海盗自然不在话下。两人主动出击，退寇御侮，震动朝野。南宋 *** 即以平海寇有功，授予他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合称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安抚福建一路之兵事民政，又授予总管闽浙沿海水师的权力，再兼提举市舶。就南宋的惯例而言，福建安抚使一向由福建路首邑福州的知州兼任，而且，福州知州多选用具有威望的高官，例如张浚等人都是宰相级别的官员。这对蒲寿庚而言，已是殊荣无比了。这位土生蕃客，俨然成为大宋朝廷的地方大员，其势力之大，俨然已经成为泉州城的实际掌控者。虽然他并非泉州知州，但不少文献记载都称之为“太守”“守郡者”。

蒲寿庚在泉州权势熏天之际，延绵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却已经到了风烛残年。1276年，元军已兵临行在临安城下。德祐二年二月初五日，在元军统帅伯颜的精心策划和操纵下，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脱去了黄袍的小皇帝宋恭宗赵?（7岁），率领文臣武将来到祥曦殿，宣布正式退位，向蒙古人投降。然而，在元军进驻临安之前，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为延续国祚，匆匆忙忙进封吉王赵昰为益王，令其判（职位高的官 *** 位低的职务）福州；同时进封信王赵昺为广王，令之判泉州。二王在临安即将陷落时，由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出京师，经婺州（今浙江金华）去温州。欲对宋室斩草除根的伯颜获悉，派兵追去，却未果而还。

德祐二年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正式登基称帝，即宋端宗，改本年年号为景炎元年。结果他在福州登基仅半年，浙江境内的抗元战役失利。元军于当年十一月长驱直入福建北部，迫使端宗不得不乘船离开福州，抵达泉州。

按照惯例，新皇帝上任后，一般要给各位大臣升职，奖励他们的拥戴之功。益王在福州称帝时，所封将吏大多在福建西、北部的福州、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等地。其时，泉州实际上已经被蒲寿庚所控制，因此端宗南逃泉州后，怎样对待蒲寿庚立即成为一个问题。为了争取蒲寿庚的支持，宋廷不惜加封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使其如愿以偿，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总管”。当然，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局面下，很难说蒲寿庚的权力就能伸及广东，闽广两路招抚使的头衔更多的是荣誉性的，苟延残喘的宋廷无非是以高官笼络以换取其忠心罢了。若是蒲寿庚肯效忠宋室，或许这一职务在以后也会名副其实，但这位土生蕃客，泉州的实权人物，或许就在海云楼眺望自己的庞大商船队之时，就已下定决心做出了不同于此的选择。

请问陆游的诗——示儿这首诗是什么意思？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三十年前的事情已经很久远了，知道您的才能在全中华都是十分出众的。

您制定计谋，利用间计的能力，可以比的上房玄龄，李左车。

（可惜）上天不肯留下您这样一位老人，如果可以赎代替您死亡的话又岂止几千人愿意。

继承您事业的都是才能出众的后起之秀，您可以在这高举的红旗像落霞一样覆盖之下安息了。

自己逐句查找翻译的，如有不当还请指正。

天不慭遗兹一老:《诗·小雅·十月之交》：“不愸遗一老，俾守我王。”

人如可赎岂千家:《诗经国风·秦风·黄鸟》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首诗用典太多了几乎句句是典，一般人真不太容易看明白。。。

鲁迅诗歌的风格、特点

1、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译文：本来就知道人死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是为没有亲眼看到中国的统一而感到悲伤。）

2、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译文：朝廷的军队收复北方领土的那一天，在家里祭祀祖先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的父亲。）

3、默读《示儿》，想想表达诗人怎样的情感？

l 画句子。（ 表达诗人情感的诗句 ）

l 体会情感： 《示儿》表达了诗人恢复中原、统一国家至死不变的爱国愿望。

陆游（1125一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是我国杰出的爱国诗人。在他的一生和他九千多首诗中，始终贯串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最显著的特色，奠定了他在祖国诗坛上的崇高地位。他在临终前写的《示儿》诗，更是一首感人至深、传诵千古的名作：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但唯一使我痛心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

因此，当大宋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行家祭，千万别忘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的老子！

这首诗是陆游的绝笔。他在弥留之际，还是念念不忘被女真贵族霸占着的中原领土和人民，热切地盼望着祖国的重新统一，因此他特地写这首诗作为遗嘱，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的执着、深沉、热烈、真挚！无怪乎自南宋以来，凡是读过这首诗的人无不为之感动，特别是当外敌入侵或祖国分裂的情况下，更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

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

当然，这里所谓“十之五六”，“十之三四”，只是粗略的统计，而且只是从数量上、表面上来看的；然而即此也可见陆游的“素志”是一贯的，是自少至老历久不渝的。尤其这首《示儿》诗是他生命终点所爆发出的爱国火花，也可看做他一生爱国思想及诗作的总结。

历代文人，凡是读过《示儿》诗的无不为之感动。早在南宋当时，刘克庄就有一首绝句说：

不及生前见虏亡，放翁易箦愤堂堂。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

这是1234年金朝被蒙古族灭亡之后，南宋政府从淮西调兵进驻开封城内，并从开封分兵收复了洛阳之后，刘氏在兴奋之际，想到陆游的子孙一定会遵从他的遗嘱，把这个好消息祭告“乃翁”的。但是好景不长，那个歌舞湖山、奸臣当道的南宋小朝廷连暮气已深的金兵尚且不能抵抗，更何况这“方张之寇”的蒙古大军呢？多亏广大爱国军民奋起阻击，才使得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又延续了四十多年。这时南宋遗民林景熙写了一首《读陆放翁诗卷后》，词意极为沉痛，其末四句云：

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这是说，陆游临终时以不见“九州同”为憾事，现在他的孙子们却看到了种这局面，但是统一中国的不是宋王朝，而是新兴的元帝国，这样的消息在家祭时怎样告诉他老人家呢？以上所举两首诗，前一首洋溢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激情，后一首抒发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悲痛，一喜一悲，都是由《示儿》诗引发的。他们的爱国热情与陆游息息相通。

其他评述陆诗而特别提到《示儿》这首的，就我所见，不下三十余家（请参看我与孔繁礼同志同纂的《陆游研究资料汇编》），或者说它有宗译“三呼渡河”之意，或者说它与杜甫“一饭不忘”的忠君爱国相同，也有读后叹息泣下的，也有作诗同情寄慨的。足见这首诗情真语挚，感人之深！

但是以上诸人，大都是受了此诗的感染而引起共鸣，却未暇对它的内容作细致的分析。值得参考和向读者推荐的，要数当代朱自清先生的《爱国诗》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把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爱国诗分为三个项目：一是忠于一朝，也就是忠于一姓；其次是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再其次是对异族的同仇。并指出第三项以民族为立场，范围更为广大。他认为陆游“虽做过官，他的爱国热诚却不仅为了赵家一姓。他曾在西北从军，加强了他的敌忾。为了民族，为了社稷，他永怀着恢复中原的壮志。”因此在历代爱国诗中，他特别推崇这首《示儿》诗，并对它做了具体的分析：

《示儿》诗是临终之作，不说到别的，只说“北定中原”，正是他的专一处。这种诗只是对儿子说话，不是什么遗疏遗表的，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尽可以说些别的体己的话；可是他只说这个，他正以为这是最体己的话。诗里说“元知万事空”，万事都搁得下；“但悲不见九州同”，只这一件搁不下。他虽说“死去”，虽然“不见九州同”，可是相信“王师”终有“北定中原日”，所以叮嘱他儿子“家祭无忘告乃翁”！教儿子“无忘”，正见自已的念念不“忘”。这是他的爱国热诚的理想化；这理想便是我们现在说的“国家至上”的信念的雏形。……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见《朱自清选集》，1952年开明书店版）

朱自清本人也是一个深情的爱国者，新、旧诗都作得很好，所以他对陆游其人其诗的分析是深具慧心的。他从《示儿》诗中看到陆游“爱国热诚的理想化”，换言之，也就是陆游爱国思想的进步性和它所达到的高度。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略加说明和补充：第一，陆游热爱祖国是和他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紧密结合的，既包括对“忍死望恢复”的中原“遗民”的深切怀念，也包括对“岁辇金币输胡羌”的南宋老百姓的同情与哀悯。其次是他对祖国不可分割的北方大好河山的系念，如“三万里之黄河”和“五千仞之太华”，以及“两京宫阙”等等。再则是他对民族语言和整个民族文化的爱护，惟恐在异族的长期统治下遭到破坏与同化，以致“东都儿童作胡语”，甚至整个第二代都“羊裘左其衽”，改变了汉族的生活习惯，忘记了自己祖先的传统（有关例证，详见拙著《陆游传论》下编第四章）。这些才是他“但悲不见九州同”和热盼“北定中原日”的主要原因，也是他爱国思想的根本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其中包括对家乡、对祖国和对自己的人民、对优秀传统的爱。陆游诗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正是这些。因此朱文声称：“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这个评价虽显得过于强调，有抹杀他人之嫌，但为了指出特色，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十分中肯而且公允的。

《示儿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距陆游写出他的《示儿诗》虽已过去七、八百年，但诗中所表现的爱国热诚，仍然催人泪下，发人深省。“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首诗里“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哀音，对祖国统一，认同回归，仍然是一个有力的呼唤!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赏析

原文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今译

剑门关外忽然听说官军收复蓟北，

乍听到止不住的泪水洒满了衣裳。

回头看妻儿的愁容不知去了何方，

胡乱收拾着诗书不由得欣喜若狂。

白日里引吭高歌呵且须纵情饮酒，

春光正好伴我返回那久别的故乡。

立即动身穿过了巴峡再穿过巫峡，

然后经过襄阳再转向那旧都洛阳。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河南府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杜甫生逢开元盛世及安史之乱，一生颠沛流离，历尽磨难，他的诗广泛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被人称为“诗史”。杜甫擅长各种诗体，诗风沉郁顿挫，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注释

官军：唐王朝军队。

收：收复。

河南河北：泛指黄河以南以北地区，相当于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

剑外：剑门关之外，即今四川剑南一带。

蓟北：今河北省北部。当时为安、史叛军根据地。

初闻：乍听到。

涕泪：眼泪。

却看；回头看。

漫卷：胡乱地卷起。

纵酒：纵情饮酒。

青春：春天。

巴峡：在今重庆市东的嘉陵江上。

巫峡：在今四川省巫山县东。

襄阳：在今湖北省襄樊市。

赏析

这首诗是杜甫流落到梓州时所作。这一年杜甫52岁，由于安史之乱而漂泊到剑门之外已是第五个年头，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叶落归根。突然他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喜极而泣，不能自抑。作者用了“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四个连续动作，把惊喜心情有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在“即从”、“穿”、“便下”、“向”这四个富有动感节奏的描述中，作者想象着自己仿佛已经穿过巴峡、巫峡，路过襄阳、洛阳，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家乡。后人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此诗是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如此等等，都是非常精当的评语。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是我国杰出的爱国诗人。在他的一生和他九千多首诗中，始终贯串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最显著的特色，奠定了他在祖国诗坛上的崇高地位。他在临终前写的《示儿》诗，更是一首感人至深、传诵千古的名作：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但唯一使我痛心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因此，当大宋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行家祭，千万别忘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的老子！

这首诗是陆游的绝笔。他在弥留之际，还是念念不忘被女真贵族霸占着的中原领土和人民，热切地盼望着祖国的重新统一，因此他特地写这首诗作为遗嘱，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的执着、深沉、热烈、真挚！无怪乎自南宋以来，凡是读过这首诗的人无不为之感动，特别是当外敌入侵或祖国分裂的情况下，更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

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

当然，这里所谓“十之五六”，“十之三四”，只是粗略的统计，而且只是从数量上、表面上来看的；然而即此也可见陆游的“素志”是一贯的，是自少至老历久不渝的。尤其这首《示儿》诗是他生命终点所爆发出的爱国火花，也可看做他一生爱国思想及诗作的总结。

论鲁迅诗歌的艺术风格与特点

本文试就鲁迅诗歌的艺术风格与特点，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鲁迅曾说过：革命的文艺应该“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立足于当前的战斗；同时，也就成了时代的记录。战斗性和诗史性，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所有文字的共同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战斗性和诗史性的高度结合，并不是所有进步的文艺家都具有的。只有当作家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因而能最深刻地揭示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本质，那么他的作品，才具有深远的认识时代、认识社会的意义，从而启示和指引人们投入到现实的战斗中去。鲁迅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作品。他的小说、杂文是这样，他的诗歌也是这样。

鲁迅的诗歌是真正的诗史。它源远流长，几乎和鲁迅的杂文一样，甚至比杂文产生的年代还要早一些。在这连绵不断的三十余年的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前进，革命思潮的发展，感受到了反动派军事的和文化的专制主义的严重统治和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我们所说的诗史，并非指那种拘泥于史事的诗歌。鲁迅说：“gài＠⑴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摩罗诗力说》）诗史必须是反映时代灵魂的，是跳动着时代脉搏的。它们是以时代的感情波澜去激荡人们的心灵，激励人们的前进。鲁迅的诗歌就是这样的诗史。

战斗性和诗史性，就成了鲁迅的一切作品的共同特色。它们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鲜明的爱憎，而又都有诗史式的博厚和深刻。

然而一个作家的作品，在总的共同的风格之下，又会由于体裁的不同，表现出某些风格上的差别。鲁迅的杂文和诗歌在风格上就较为接近。这是因为，杂文和诗歌更便于直接表述作者的思想感情，它们更带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鲁迅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和这场革命的失败，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接着而来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聚合，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它的夭折，经历了反动派的“围剿”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历史的曲折使鲁迅经历了艰辛的生活历程和思想历程。这就使他的思想具有忧愤深广和思索深沉的特点。鲁迅的杂文和诗歌都更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因而在总的风格特点之下，它们又有着沉郁愤激的风格。鲁迅的杂文多数是为战斗而写的，因而显得愤激而沉郁。（研究者们常常注意到鲁迅杂文的愤激而忽视了虽然并不占主导地位的沉郁的一面。）鲁迅的诗歌，多数是有感而发，“抒一时性情”，虽然也有战斗性，但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因而显得沉郁而愤激。（研究者们常常注意到鲁迅诗歌沉郁的一面，其实它还有虽然不占主导地位的愤激的一面。）鲁迅的杂文和诗歌在风格上较为接近，但也还是稍有差别的。

总括起来，客观时代的特点和主观思想的特点，形成了鲁迅的诗歌——主要是旧诗的风格：博厚而深刻，沉郁而愤激。

二

鲁迅旧诗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想把鲁迅的旧诗分作几类来进行探讨。必须指出的是：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任何作家的风格都是会有发展变化的。鲁迅旧诗的写作时间长达三十余年。他所处的时代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本人的世界观也从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到中期的新民主主义者，到后期的共产主义者。这样的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必然影响着鲁迅旧诗风格的发展。但是总的说来，鲁迅旧诗的风格又是一贯的，只是愈到晚年愈显得博厚，深刻，沉郁，愤激。

鲁迅的一部分旧诗是yǒng＠⑵怀述志的。伟大的襟怀，紧密地联系着时代的社会内容。历史上有不少yǒng＠⑵怀述志的诗，常常由于没有和社会内容结合起来，不免显得空泛。鲁迅年青时也写过这类yǒng＠⑵怀诗，如《莲蓬人》，歌颂了不染污泥的高洁和“亭亭净植”的风骨。但由于它没有和一定的社会内容结合起来，这种yǒng＠⑵怀，就显得朦胧和书生气。《自题小像》以后，就不同了。《自题小像》抒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祖国的宏伟志愿，表明了青年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开始形成。它反映了鲁迅在那个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理解。它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逐渐走向高潮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它闪耀着时代的光彩。“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以辛亥革命前夜在革命者中流行的语言所表达的豪迈的誓言。然而祖国的“风雨如磐”，同胞的“寄意不察”，这又使鲁迅的豪迈带上了愤激和沉郁的色彩。《自嘲》也是抒述襟怀的诗。但它又和《自题小像》不同。这诗写于一九三二年。当时的革命形势不像辛亥革命前夜那样的正在高涨，而是处在低潮时期，反动派正在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历史正处在曲折的黑暗的岁月里。诗人自己也和学生时代有所不同，而是近三十年来几经波折，饱受艰辛。华gài＠⑴照命，翻身碰头，遮颜过市，漏船中流，正是诗人在黑暗岁月里的遭遇和奋斗的写照，也是千万革命者的写照。这是有其时代特点的。诗人这时的思想也和青年时期不同。这时更趋成熟，他已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不可能再像青年时代那样发出豪言壮语，而是以更深沉的语言表示了他的人生态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反映了时代特点和诗人思想特点的这首诗，就显得博厚，深刻，愤激，沉郁。《偶成》、《答客诮》、《题〈呐喊〉》、《题〈彷徨〉》都是这一类抒怀述志诗。

鲁迅的一部分旧诗，是悼念战友和寄意亲朋的。诗人悼念的都是为国捐躯、为革命献身的战士。他们本来就是战斗在时代前列的。他们的战斗反映着时代的本质特点。《哀范君三首》悼念的是辛亥革命夭折后被复辟势力迫害而死的革命者。“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黑，炎天凛夜长。”正是当时的时代环境。“生成傲骨”的革命者，最后得到的是“微醉自沉沦”的命运。这是对封建复辟势力的控诉，也是对辛亥革命的尖锐批评。“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诗人的心境是十分沉痛的。柔石等青年的被杀，鲁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是反动派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黑暗岁月里的普遍现象。“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表达了诗人的沉痛和愤激。这首诗本身就像一把匕首，和反动派短兵相接。反动派的杀害杨铨，是反革命文化“围剿”、法西斯统治的罪恶记录。他和鲁迅都是民权保障同盟的骨干，竟为争取民主权力而献身。鲁迅在不顾安危毅然参加殓仪后，再也抑制不住奔腾的激情，当天就挥毫成诗：《悼杨铨》。感情激沛，气势磅礴，悲歌当哭，沉郁感人。这不是墨写的诗，是血和泪凝结而成的。如果说，《悼杨铨》是悲愤的激情喷薄而成；那么，《悼丁君》却又是痛定思痛之作。反动派的绑架丁玲和同时杀害应修人，震动了当时的文化界和人民群众，这也是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罪恶记录。但从丁玲被捕到鲁迅听说已被害，有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象杨铨被刺的突然发生，鲁迅的愤激之情已经过了细细的咀嚼。他的悼念“高丘无女”，痛惜“瑶瑟凝尘”，愤恨“如磐夜气”的统治，都表现了经过思索的深沉。总之，这些悲悼诗都有着时代的重大内容，又都有着诗人独特的感情色彩。

寄意亲朋的诗，我们指的是《为学医青年题词》、《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题〈芥子园画谱〉赠许广平》等等。这些诗可以说也都是政治诗。他们也都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旧社会，“科学救国”是许多爱国的有事业心的科学家的理想。但在反动统治之下，这只能是幻想。国家和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那里谈得上发展科学事业，更不要说什么科学救国了。只有推翻反动统治，改变旧制度，科学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为学医青年题词》就锐利地指出了科学和救国、业务和政治的关系。这虽是写给一位学医的女青年的，但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诗里这样的思想，鲁迅在杂文中也有过多次的表述。劝郁达夫的那首诗，其意义也决不只是限于郁达夫个人。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确有不少人畏难而退了。特别是有了安适小康的生活，更容易使人畏难而退。郁达夫的离开当时文化斗争中心的上海，而想在杭州的湖光山色中去过安适的生活，在当时的一部分文化人中是有典型性的。鲁迅赠诗婉言相劝，要他别留恋“平楚日和”、“小山香满”的生活，而应该在旷远的风波中振翮翱翔。鲁迅的劝告在当时也就有着典型的意义。赠许广平的诗则是十年携手、艰危与共的老战友之间，在苦斗中的以沫相濡的互相勉励。正如许广平所说：“世事抑郁，时萦心怀，偶听佳音，辄加振奋，故有‘甘苦相知’的话。”可见这首夫妇之间的写赠诗也是时代的产物。鲁迅的这类题赠亲朋的诗，是诗人心灵深处的真知灼见、深情厚谊的产物，但它们又同样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在鲁迅的旧诗中，有不少是歌颂光明、歌颂革命力量、歌颂进步思想的诗篇。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夜气如磐，遍地哀鸿，诗人沉痛有之，愤慨有之，但决不悲观。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现实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是残酷的，但诗人有远见，有理想。他深信两个反革命“围剿”的结果将是革命武装力量的壮大和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鲁迅以高度概括的诗句，写下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雾塞苍天百卉殚”的时日里，鲁迅要画家“只研朱墨作春山”；诗人还要文化人，即使“无奈终输萧艾密”，文纲严密，也要为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而奋斗——“却成迁客播芳馨”。这些诗句都有着歌颂光明、歌颂革命的同样意义。而曾为毛泽东同志书赠日本朋友的《无题》诗，诗人更能在“万家墨面”、禁锢严密的大地上，“于无声处听惊雷”。毛泽东同志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是的，在最黑暗的年代里，诗人预见到了中国黎明的一线曙光。鲁迅还有一些诗篇歌颂了国际间人民的友谊，宣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特别是《题三义塔》诗，鲁迅既痛斥了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的暴行，又指出中日反侵略战争的人民是“斗士诚坚共抗流”的。他深信，中日人民总有一天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鲁迅的这些歌颂光明、歌颂革命的诗篇，表明诗人已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已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深知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因而他能在时代的最前列站得高，看得远，能有宏伟的襟怀。鲁迅的这些诗篇是昂扬的，但仍然是沉郁的。我们所说的“沉郁”，是以“沉”指内含的深沉，以“郁”指蕴藏而不直露。

在鲁迅的旧诗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是鞭挞反动派和各种黑暗势力的。它们揭露了反动派对内屠杀的凶残，如《湘灵歌》、《无题》（“禹域多飞将”）等篇；它们痛斥了反动派对外投降的无耻，如《好东西歌》、《学生和玉佛》等篇；它们指出了反动派争权夺利的丑恶，如《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它们讽刺了甘当奴才的可鄙，如《所闻》、《二十二年元旦》等篇；它们声讨了文化“围剿”的罪恶，如《偶成》、《秋夜有感》等篇。这些诗篇，从各个角度，描绘了反动派的狰狞嘴脸，作了“时代的记录”。

总之，鲁迅的旧诗都是政治诗。这里没有缠绵悱恻的浅吟低唱，这里也没有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它们多方面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矛盾斗争，那个时代的发展动向，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诗人几经历史的曲折，思想磨炼得更趋成熟，也更为深沉。这都使鲁迅的旧诗有着诗史的博厚和深刻，而又有着抒情的沉郁和愤激。

三

鲁迅在《诗歌之敌》中说“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在一九三六年给台静农的信中又说到“说人原宜热中”。鲁迅在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写的序中，称赞他的诗是“爱的大纛”，“憎的丰碑”。可见鲁迅认为诗人写诗必须有激情，没有激情无以为诗。但鲁迅又以为诗人的激情必须是深沉的、内向的，它的表述应该是婉曲的。他在《两地书》的第三二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

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首诗有此病。对于鲁迅的这段话，我们的理解是：一、诗人要有激情（“意气也未尝不盛”），但这激情必须是深沉的。诗人所具有的应该是“热到发冷的热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这里的所谓“发冷”是指经过冷静的理智的深思。鲁迅不赞成浅薄显豁、锋芒毕露的诗歌。二、鲁迅主张诗歌的“造语还须曲折”。不要一览无余，而应经得起人们的咏诵耐味（即“较有永久性”）。三、诗必须是艺术。出于一时之愤激的呼号叫喊，未尝没有意义，但很可能“情随事迁，即味同嚼蜡”。诗必须有诗美。鲁迅的这种美学思想也曾表现在他对杂文写作的看法中。据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很赞赏瞿秋白的杂文，认为它们“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鲁迅“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正是鲁迅的这种美学思想，使鲁迅的诗歌创作决无锋利肃杀、锋芒太露之作。鲁迅旧诗的愤激而沉郁的风格的形成，显然是和鲁迅的这种美学思想分不开的。

读鲁迅的旧诗，使人感到如同读他的杂文一样，有着雄辩的论证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因而鲁迅旧诗的容量都很大，给人以博厚和深沉的感觉。它们是诗的杂文，杂文的诗。但鲁迅的旧诗又和味同嚼蜡的哲理诗不同，它们又有形象性。具有论证的力量、逻辑的力量而又有艺术感染的力量，这是鲁迅旧诗的重大特色之一。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诗，首联写诗人自己在漫漫长夜中“挈妇将雏”地进行长期斗争的经历，二联则写诗人所面临的现实却仍然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和由此而造成的多少“慈母泪”。三联则是一二联思想的逻辑发展，是诗人面对现实的态度和决心：“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是本诗感情的最高点，也是本诗的主旨所在。而每一句诗，几乎又都是形象的描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论证层层深入，有着以理服人的力量。诗先说浙江杭州“钱王仍在”的政治环境，何苦移家到黑暗中去；次说“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的生活，不值得留恋；再以“岳坟冷落”等情形，以古喻今，给予启示；最后提出劝告：不如在风波浩荡的斗争中进行创作吧。全诗的逻辑性很严密。《无题》（为学医青年题词）短短的四言六句，指出了一面是“杀人有将”，一面是“救人为医”，如果不把这“杀人”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那为医救人也不过是“小补之哉”。说理透彻，含意深远，可使人们举一反三。鲁迅把论证性、逻辑性、艺术性熔于一炉，也是使他的旧诗形成博厚而深刻、激越而沉郁的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的旧诗具有博厚、深刻、愤激、沉郁的风格，还由于他的诗句能高度的概括，能高度的凝炼，常有含义深远，体会无穷的警句。陆士衡《文赋》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可见警句的重要。《诗人玉屑》引《童蒙训》的话说：“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辣动世人。”鲁迅的旧诗中“能辣动世人”的警句是不少的，如被毛泽东同志推荐作为人们的座右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还有如：“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都是为人们所传诵的警句。

鲁迅的旧诗还善于用比喻、联比的手法，来表达内容的博厚而深刻、感情的愤激而沉郁。鲁迅的《湘灵歌》整篇是一个比喻。它描写神话中湘灵到湘水边去梳洗，而这时的湘水已由于反动派的屠杀，血流成河而为之赤，用来揭露反动派的血腥统治。《赠画师》用的是连喻：先是以“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暗喻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又以“只研朱墨作春山”暗喻光明的力量仍然存在。诗人“不著一字而正意跃然”：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鲁迅的不少名句，如“血沃中原肥劲草”等等，也是用的比喻的手法。鲁迅还常以“夜”、“风雨”、“秋”等自然景象来暗喻和象征黑暗的旧社会。

鲁迅还常常在旧诗中用反衬，即古人所说的“欲扬故抑”的手法。《悼杨铨》前两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是说反动派杀人实在太多了，以至听到杀人之类的事，他简直“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但是那里能够想到这次却震惊了他的麻木而不能无言了：“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样的反衬，更指出了反动派的凶残比意料中的还要凶残，同时也写出了诗人的悲愤并非一般的悲愤。前两句的故抑，使后两句急转直下，诗人悲愤激烈的感情象瀑布一样直泻而来，真实感人。《无题》诗的前两句“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写出了在反动派“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反动统治下，简直连人民的哀吟也听不到了。后两句却一反前两句的沉闷：“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样更反衬出人民的怒火在燃烧，地火在运行，沉默正是革命风雷即将爆发的前夜！这首诗就以革命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心感染读者。鲁迅的这种欲扬故抑的手法，使他的旧诗更突出了沉郁顿挫的特色。

鲁迅的旧诗还有讽刺的特点。“‘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什么是“讽刺”？》）鲁迅善于抓住典型的人和事进行讽刺。几首民歌体的诗就都属于这一类讽刺诗。鲁迅有时就采用白描的手法，达到讽刺的目的。如《赠邬其山》写了种种“每日见中华”的现象，诗人不加任何评语，却勾勒了军阀政客们的嘴脸。又如《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也是用的白描，但它又有对比，写出了一方的豪奢，一方的无告，讽刺了反动豪门的荒*无耻和鱼肉人民。鲁迅用对比的手法取得讽刺效果的，还有如：“几家春袅袅，万籁静yīn＠⑶yīn＠⑶。”“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等等。讽刺的特点加浓了鲁迅旧诗的愤激而沉郁的风格。

鲁迅在《两地书》的第十二封信中说：他自己“好用反语”。鲁迅在旧诗中也是常用反语的。一种情况是正面的意思却用贬义的字句来强调、衬托，象“灵台无计逃神矢”，用一个“逃”字来表达诗人对祖国热爱的坚定和深沉；又象“躲进小楼成一统”，用一个“躲”字来表示他坚守阵地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的决心。另一种情况是反面的事物却用褒义字来嘲笑、挖苦，象《湘灵歌》的最后一联：“鼓完瑶瑟人不见，太平成象盈秋门。”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使高丘寂寞，芳荃零落，河水变赤，人烟荒凉。而这正是他们的治绩，是他们的“太平成象”。这样的讽刺就极为有力。“好用反语”，使鲁迅的旧诗博厚中见深刻，而又愤激有致，沉郁感人。

就是这样，鲁迅用多种艺术手法，使他的旧诗形成了博厚而深刻、沉郁而愤激的风格。

四

作家或诗人的风格的形成，和他所承受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灿烂若群星的我国古代的作家、诗人中，鲁迅的旧诗创作受屈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鲁迅从青年时代就爱好屈原的作品。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还特地买了一本日本印制的线装的《离骚》。他称《离骚》为“自叙和记讽的杰作”。它的许多段落，他能朗朗背诵。后来，他在北京的书房兼卧房的“老虎尾巴”里，壁上就一直挂着乔大壮书写的集骚句的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⑷之先鸣！”他还摘录了《离骚》中的一段诗句，作为《彷徨》的题词，以表达他正在为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上下求索”的心情。鲁迅从青年时代写《莲蓬人》起，他的许多旧诗几乎都有着屈原的影子。《祭书神文》简直可以看作《九章》、《九歌》的续篇。《送O.E.君携兰归国》、《湘灵歌》、《无题》（“洞庭木落”）、《悼丁君》、《无题》（“一枝清采”）等篇，不但在遣词造句上用的是骚体语言，而且在全诗的意境上也和骚体诗十分接近。至于采用屈原的片言只语写入诗篇的，那就更多了。

当然，屈原的艺术特色概括不了鲁迅旧诗的风格。鲁迅还受到古代其他诗人的影响。鲁迅青年时很喜欢李贺的诗。他在一九一一年致许寿裳的信中就要许代为寻觅李贺诗集。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有几次提到李贺。在一九三五年给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又曾说及：“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他的诗晦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的。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可见鲁迅对李贺的爱好是有限度的。但李贺诗歌的驰骋想象，多用象征、比喻的手法，以及在语言上的注意锤炼，在鲁迅旧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李贺诗中多用“鬼”、“夜”、“秋雨”等字眼，鲁迅旧诗中也多用“夜”、“秋”、“风雨”等语词。李贺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年代里，他用这些字眼写那个时代，是感伤的。鲁迅在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之下，他用这些词语写那个社会，是愤激的。李贺受屈原影响很深。他自称“楚辞系肘后”（《赠陈商》），“咽咽学楚吟”（《伤心行》），“斫取青光写楚辞”（《昌谷北园新笋》），说明他经常读写屈原的作品。难怪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称李贺为“骚之苗裔”。或许正因为鲁迅青年时爱好屈原之作，爱鸟及屋，连李贺也喜欢了。

有人曾把鲁迅的旧诗和李商隐相比，和杜甫相比，但都为鲁迅所反对，然而有一位古代的大诗人，鲁迅虽然没有怎样的提到过他，却在旧诗创作中受到他的影响的，那就是龚自珍（定庵）。据一位年长的同志告诉我：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毛泽东同志邀约了几位文艺界同志谈天，谈到了鲁迅的旧诗。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旧诗很明显受龚自珍的影响，但鲁迅文章中怎么很少提到龚自珍啊！鲁迅的文章确实几乎没有提到过龚自珍。但鲁迅在口头上曾对人说过：他喜欢龚自珍。据唐tāo＠⑸同志《〈鲁迅全集补遗〉编后记》的“附录一”中回忆：“至于我说‘先生好定庵诗’，这是有一次谈到旧诗的时候——记得是在忆定盘路吃完晚饭，雇汽车回到北四川路底寓所，我和他同道，在车里听他说的，他很称道定庵七言的风格。”龚自珍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他对于国家的衰落“能忧心，能愤心”（《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的诗歌，尤其是他弃官以后写的七言组诗《己亥杂诗》，为诗为事而发，雄浑愤激，婉曲沉郁。鲁迅后期的七言诗，可以看出龚自珍影响的痕迹。如《悼杨铨》。许寿裳就说：“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读鲁迅的《无题》（“万家墨面”），再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yīn＠⑹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从中我们可以悟出它们之间的某些艺术联系吧。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也是“屈原派”。在他的诗中写到他推崇屈原、诵读楚辞的地方是很多的。如“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辨仙行》），就是他对《庄子》和《离骚》的推崇。而他特别说是“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可见《离骚》对他影响的深远。鲁迅的“好定庵”，和鲁迅的好李贺一样，其中显然有着艺术趣味，美学爱好上的吸引。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必须指出的是，鲁迅学习古典诗歌，不拘泥于一人或几人，而是着重于融汇贯通，汲取他们的精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也无可否认，鲁迅明确表示爱好并接受其影响的是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人。鲁迅的小说、杂文、诗歌有着共同的总的风格，但小说和杂文、诗歌有所不同，杂文和诗歌则又有差异。世上的事物大多是错综复杂的。一个作家的风格也不可能单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其诗歌创作却明显地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这不是很值得研究者们深长思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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