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科普有关“梁衡的《读韩愈》原文是什么？”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梁衡的《读韩愈》原文是什么？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梁衡的《读韩愈》具体原文如下：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瘴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长庆四年，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思想上，韩愈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人物简介：

韩愈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思想倾向复古。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作品风格：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

中国古代诗歌的演变过程？

韩愈险怪诗风成因分析

作者：张　昱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是中唐时期诗文成就较高的作家之一，也是韩孟诗派的领袖。对自己的诗歌韩愈这样说道：“我愿生两翅，捕捉入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调张籍》）这与皇甫湜“吾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呼吸也”。（《题柳州集后序》）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从他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他用奇字，造奇句，塑奇景的险怪风格。韩愈诗歌奇崛险怪的美学特征，在诗史上独树一帜，就其成因，除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略提及外，至今少有人展开论述。那么是什么造成韩愈诗风险怪呢？我认为这与当时道教的盛行和韩愈生平遭际有极大的干系。

一、道学与险怪

受六朝门第观念的影响，唐代李氏皇族为了提高其李姓的地位，尊道教创始人李耳为祖。所以道教在唐代被称为“国教”，一直得到皇室的提倡和帮助，发展态势极其旺盛。到开元天宝间达到极致。此时儒家至圣周公被推出学宫，由老子来安坐其位。孔子虽被封王，却成了老子的侍从。而到了中唐，国家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战争频繁。于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这一凌乱不堪的社会现实失去了信心且倍感厌倦，大多走上了服药炼丹的路途，妄想借仙境虚幻的快乐来抵消现实痛苦。

处于中唐的韩愈其世界观也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作为政府官员，他力排佛老，振兴儒学，想使国家步入礼乐文化的正统轨道；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个体，他又要张扬个性，要找回自我，回归到自我本性中去。这时他就不得不向崇尚自然的道教文化中寻找出路。于是这就导致了韩愈文学上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他用散文来阐发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另一方面又在诗歌领域抒发自己的个体感情。并于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道教美学理论和意象。庄子在《齐物论》中讲：“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画为一。”从此可以看出在“道”的天平上万物不分善恶，不分美丑。所以这种思想使韩愈突破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教条，顺理成章的将怪异之景引入了诗歌领域。

但是现实的物象，往往是平庸的，所以韩愈又将道教中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道教神仙体系引入诗中。如《陆浑山火》中写道：“山狂谷狠相吞吐；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烧周四垣，神焦鬼烂逃无门……”从诗中不难看出韩愈将冬日山林火灾写成了惊天动地的鬼神故事。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韩愈对道教意象并非简单借用，而是顺应自己情感及审美需要对意象进行加工，从而使其富于新的内蕴。所以我觉得对韩愈“险怪”诗风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道家瑰玮的意象及神仙体系，而是道家的万物皆统一为道的美学范畴。

二、生平遭际

韩愈一生中的种种遭际也是导致他诗风走向险怪的一个原因。韩愈幼年早孤，由其兄嫂扶养，在他十三岁时，其兄又去世，随其嫂郑氏千里奔丧，而且无亲朋相助。这些幼年时的苦难势必在韩愈幼小的心灵里埋下凡事要靠自己的种子，同时也会大大增强韩愈出人头地的愿望。当然这也磨砺了韩愈的品格，于是韩愈在《答侯继书》中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少年韩愈就用这种苦学精神对抗着“天祸我家，降集百殃”。（《祭郑夫人文》）

苦难除了促使韩愈勤学苦读外，还教会了韩愈忍耐。所以当十八九岁的韩愈到“名利之都府”长安（《复志赋》）求功名的时候，忍受了数次落第的痛苦。为了支付长安昂贵的开销，“穷不自存”（《殿中少监马群墓志》）的韩愈“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殿中少监马群墓志》）过起了寄人篱下，乞衣求食的生活。苦心人天不负，韩愈终于中了进士，但是仕途似乎离韩愈还是很远，因为他又被拦在了吏部的博学宏辞的门外。为了做官韩愈忍受着人们的讥笑、拒绝与侮辱，最终沦落到钻营一辈中。他到处干谒，俯首贴耳于达官贵人之中，摇尾乞怜。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做过汴州幕府，但是不甘心的他照样通过钻营做上了监察御史，以为报国有门的韩愈却迎来了个“朝为青云志，幕作白首囚”的下场。贞元十九年（803）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被贬阳山，后待命郴州。在这个期间，他创作有60余首作品，其中险怪诗就有23首，从而把险怪诗风推向极致。

韩愈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大量创作险怪诗呢？为什么能够把险怪诗写得那样出色呢？笔者认为，韩愈险怪诗的创作紧接着阳山之贬而出现，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奥秘在于韩愈心灵上烙刻有深重的“滴阳印记”，所谓“滴阳印记”，是指韩愈在滴阳这段“贬历”中的心态和感受。注之于诗的“滴阳印记”，是指诗中所描写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物事，所渲染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险怪，所发泄的贬谪之臣的怨愤和不平。这种“滴阳印记”不仅贯穿在韩愈首次南贬诗作的全过程，而且还深沉地影响到诗人返京以后的诗作风格，被古今学者公认的韩愈险怪诗中的代表作，如《陆浑山火》、《孟东野失子》、《赤藤仗歌》、《记梦》等险怪诗名篇，均写于阳山之贬返京后的元和初年。这些力作大都激荡着岭南的“炎暑之气”，烙刻着深重的“滴阳印记”，因而光怪陆离，惊世骇俗。正是这个“滴阳印记”使韩愈得以在诗歌创作中独辟蹊径，在百花争艳的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进而成为中国险怪诗派的鼻祖。

首先，被贬谪的失意人生与压抑心态，触发其作诗鸣不平情愫的形成。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冬任监察御史，而后他发现朝政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心中忧急，不禁托物起讽。不久，他为民请命被贬阳山令，后又“量移”江陵任法曹参军。他这种志抱高洁与失意人生相交织、忠君思想和怀才不遇相和合的复杂心态，使他满腹怨愤，不能不作诗以抒发感受，鸣其不平。在这几年中，韩愈的生活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统治者给予他不平的待遇无处申诉，盘亘于心头的忧郁和悲愤又不能直明白接地发泄，于是他只好移情于物。一方面，他把自己对某些居心险恶的权贵和其爪牙的感觉印象和情感移位于自然界的险怪的东西上；另一方面，他又把对自己的坎坷处境的感觉和情感移位于与之有类似之处的外物上。这是“情因物感，文以情生”的结晶，险恶幽怪的意象之中融注着诗人悲愤不平的思想情绪。

其次，滴阳途中见所未见的异地景物，触发其丰富的奇异想象。岭南的奇风异俗，激发其猎奇的创作意识。韩愈此行，途中不仅经过湖南，在“浩浩荡荡”“浊浪排空”的洞庭湖航行，在由临武入粤时攀登了高山险岭；而坐船由连州到阳山，则历览连江三峡之奇美、连江河水之湍急、阳山气候之奇特；在离阳往江陵途中，又在郴州逗留三个月，赴江陵途中历览名胜古迹。南方的奇山异水激起具有好奇个性的韩愈的创作激情。而好奇个性与悲苦心境的契合，又促使诗人的笔触更多地伸到险奇幽怪的大自然景物中去。韩愈贬阳途经湖南，湖南不仅保留了炎帝、舜和二妃及屈原的神话与传说，而且由于湖南原属楚地，还保存了较浓厚的巫风。“巫之别名，曰摊教、曰师教。……湘省此教最盛，男女均有之，为人求神驱病。”韩愈在《祭河南张员外文》、《谴虐鬼》和《郴州祈雨》里，都曾反映了上述情况。同时韩愈谪居的阳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有许多令中原人难以理解的奇风异俗。可以肯定，湖南的神话传说和巫风、阳山的奇风异俗激发了韩愈的猎奇意识，对韩愈写险怪诗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些已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如《县斋有怀》、《送惠师》、《送灵师》、《刘生诗》等。

最后，阳山贬所的艰苦生活，引发其神奇的幻想。贬官的休闲生活，又为其创作险怪诗提供了时间保证。人在困难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幻想。韩愈在请阳途中的逐臣生活和在阳山贬所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穷困落魄的阶段，因此，韩愈险怪诗中，处处可见一种“虚幻世界”。韩诗中的虚幻世界，更多的是人间世俗社会的影子。这就更给诗歌增加了一种灵异缥缈、光怪陆离的气氛。

综上所述，我认为韩愈的险怪诗风的形成，是其个人遭际及道教兴盛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个人遭际所导致的心灵创伤是直接动因，道教美学系统是突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论支持。应该说，他的生平遭际，特别是被贬阳山是险怪诗风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书目：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钱冬父《韩愈》

肖占鹏《韩孟诗派研究》

唐晓繁《唐文学思想研究》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陈炎 李红春《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

张昱，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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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的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那个时期，人们通过口头和音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代诗歌逐渐发展壮大，从《诗经》到《楚辞》再到乐府诗和唐诗、宋词、元曲等，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1. 诗经：又称为《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作品。诗经按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后来有人将“风、雅、颂、赋、比、兴”归纳为诗经六义。

2. 楚辞：楚辞是屈原在楚歌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余作品为辅。楚辞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 汉乐府诗：汉乐府诗是汉代采集民歌而形成的诗歌总集，包括民间歌曲、相和歌、清商曲等。汉乐府诗表现的社会生活非常广阔，尤其深刻地反映了汉代下层社会的现实生活。

4. 唐诗：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唐诗在格律、音韵、意境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尤其是格律诗的发展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5. 宋词：宋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分支，兴起于唐代，成熟于宋代。宋词按照风格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按照表现形式分为小令、中调、长调等。

6. 元曲：元曲是元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包括杂剧和散曲两种形式。元曲以通俗易懂、幽默诙谐、生动活泼的语言和情节，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后世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古代诗歌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多元化的过程，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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